平顶山那所被铁丝网和迷彩墙围起来的“调整学校”里,少年们每天六点被哨子叫醒,被子要叠成豆腐块,走路得贴着白线。教官说,把棱角磨平,叛逆就消失了。可他们没问:棱角原来长在哪。
有人把原因推给手机。信号一屏蔽,孩子突然安静,像拔掉电源的游戏机,于是家长掏钱,觉得问题就此关机。可他们没看见,屏幕熄灭的一瞬,对话框里还留着半句“你们只爱分数”。信号没了,句子却悬在空气里,比任何脏话都难消散。
有人怪罪短视频,说十五秒的快感把耐心剁碎。可少年刷到的第两百条视频,是同龄女孩在深夜的天台吹笛子,底下评论一片“活下去”。他点了个赞,顺手把刀片扔进垃圾桶,那一刻算法比父母更早知道他站在悬崖边。
也有人把账算到激素,仿佛孩子只是会走路的青春痘。食堂的饭卡刷不出炸鸡,却刷得出“情绪管理课”——老师让他们把愤怒写在气球上再踩爆。气球噼啪炸成碎片,像极了他家客厅夜夜上演的争吵,只是碎片里还留着爸爸摔碎的茶杯瓷,妈妈哭湿的纸巾,没人敢踩第二脚。
更隐蔽的根扎在更旧的地方。小学三年级,他考第九,爸爸在家长会上笑着说“还行”,回家却把奖状塞进抽屉最底层,像藏起一张不及格卷子;六年级,妈妈用“别人家的孩子”造句,主语永远是他。久而久之,他学会把“我”字涂改成人称代词“某人”,连梦里都低着头。
封闭式学校把日程切成方块,跑步、喊口号、写检讨,像给脱轨的列车焊上钢箍。可少年在日记里画了一条虚线:如果顺从是一条直线,叛逆只是把它折成闪电。闪电不为了劈谁,只想在漆黑里替自己照一下路。
夜里查寝的教官打着手电,照见他睁着眼。问原因,他答:“我在等天花板裂缝里的那只蜘蛛,它今天第一次没有吊着蛛丝睡觉,它把丝收回去,像收回去一句来不及说的话。”教官记作“顶嘴”,扣了五分。可少年知道,蜘蛛只是和他一样,在找一条不顺着墙走的路线。
所谓叛逆,有时是迟到的自我介绍。孩子把名字写在课桌底下、写在游戏ID、写在凌晨三点的天花板,父母却只在家长会签到表上才认真看一眼。名字被忽略太久,只好用更大的声响、更尖锐的形状,逼世界回头注意:原来这里还站着一个人。
平顶山那所学校的铁门,三个月后再次打开,家长扑过去摸孩子的平头,说“黑了,也壮了”。孩子点头,目光穿过他们,落在远处山脊。山脊上,早起的矿工正坐缆车下井,灯帽一闪一灭,像地下星群。他突然明白:那些矿工和他一样,都在黑暗里找一条能让自己升上去的缆绳。区别只是,成人把反抗称作“生计”,孩子把反抗称作“叛逆”。
如果非要说原因,那就是——在被称为“孩子”之前,他先是一个人。人只要活着,就会把呼吸留给风声,把骨头长成枝桠,把名字写回天空。你可以剪枝、罩网、喷洒农药,可春天还是会从裂缝里兑现绿色。那不是故意作对,只是生命按自己的语法,把句子说完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