百色山里的夜来得陡,像有人把灯绳一拽,整座山谷就黑了。可那所藏在芒果林深处的“全封闭”学校,偏偏在黑暗里亮着一排不灭的窗。窗外是铁丝网,窗里是十二三岁的男孩,正把脸贴在玻璃上,学月亮的圆缺。值班教官不催他睡,只把外套搭过去,两个人影子叠成一片,像一对被拉长的父子。
这里的人不再提“矫正”两个字,他们说“陪跑”。孩子跑一圈,老师就跟一圈;孩子摔了,老师先不扶,让他躺三秒,再递过去一瓶拧开盖的冰水。那三秒是尊严,拧瓶盖的动作是立场——我在,但我不替你活。
有个叫阿立的少年,入校时把头发剃得能看见疤,像一道裂开的地图。心理老师每天陪他画一张新地图:今天用绿色涂希望,明天用红色写愤怒,后天把纸揉烂,再教他展开压平。第七十天,阿立把那张皱巴巴的纸贴在胸口,去操场跑了两千米,没停。晚上他把纸撕成碎片,泡进矿泉水瓶,晃成一杯浑浊的“酒”,敬给老师,说“干杯,我把自己喝下去了”。老师真喝了一口,苦得咧嘴,却记住味道——原来孩子的苦带一点青芒果的涩。
他们规定晚上十点熄灯,可走廊尽头那盏旧台灯永远亮到十一点。不是为了查寝,是给想家的男孩留一条“偷偷哭”的缝。灯光像削薄的月亮,照得眼泪发亮,也照见墙上歪歪扭扭的铅笔字:妈,我今天没打架。落款只写了一个字母“M”,像一扇没关好的门。
最叛逆的那个孩子,把食堂的饭倒进垃圾桶,转身却看见厨师长在角落啃冷馒头。第二天他最早到饭堂,给每人盛汤,勺子沉下去又提起来,先撇走上面的油,再舀最热的底。没人表扬他,只在黑板报上画了一棵没有名字的树,树干上多了一道小疤,像被勺子磕过。
春天来时,学校把围墙刷成天空的渐变色,从芒果青到晚霞紫。孩子站在梯子上学调色,一笔下去,发现围墙外面还是山,山外面还是云,可云底下多了一个牵绳的人。绳这头系在手腕,那头系在操场,中间留出二十米,刚好够跌倒再爬起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