四川达州叛逆青少年管教训练营，叛逆期封闭管教学校

　　大巴山余脉的晨雾还没散尽，达州北外那片旧营房已响起急促的哨声。十五岁的李砚把帽子压到眉下，故意慢半拍，铁门“哐”地合上，他以为又是千篇一律的“军训+念经”。没想到迎上来的是“老鬼”——教官们背后都这么叫程晋，他曾是川藏线上最年轻的心理干预参谋，退伍后把部队那套“极限暴露疗法”拆成七段，埋进大巴山的梯田与灶火里。
　　第一晚没有训话，只有一锅红汤翻滚。程晋把辣椒、花椒、姜片、醪糟按克数摆上桌，让每个孩子亲手称一遍，误差超过0.5克就重新来。李砚骂了句“有病”，却被要求把骂人的字眼写一百遍，写成毛笔贴，贴在自己睡的通铺墙头。墨汁味混着少年汗臭，像一记闷棍，先打碎“我没错”的外壳。

　　第二天凌晨四点，他们背着空背篓上山，走到腿抖时才被告知：背篓里要装满自己昨天浪费的饭菜，重量不足十公斤不许下山。李砚咬牙装土块凑数，被程晋一眼识破——“骗得了秤，骗不了胃”。那天他第一次把冷饭扒进嘴里，嚼得眼泪鼻涕混成一片，却听见程晋在耳边低声说：“咽下去，才算对自己诚实。”

　　真正的转折藏在“写信课”。不是写悔过书，而是给十年后的自己录一段视频。营里配了台老旧DV，每人五分钟，说完当场封存。李砚对着镜头沉默三分钟，突然开口：“如果你还记得现在有多讨厌我，别忘了帮我跟妈说声对不起。”镜头红灯一闪，他像被抽掉骨头，蹲在地上嚎啕。程晋没扶，只把DV倒回去，让他自己看屏幕里那个哭到扭曲的脸——“认得出吗？认不出就明天再来一遍。”
　　两周后，家长被通知来接人。见面地点不在会客室，而在山脚一块刚收割的稻田。父母们远远看见孩子卷着裤腿，满身泥，却稳稳把一捆稻子扛上肩。李砚妈冲过去想抱，被他侧身让开，少年把稻捆高高举过头顶，像递出一束笨拙的花，嗓子沙哑：“妈，我先把活干完，回家再抱。”那一刻，程晋站在田埂上，手里捏着那张封存的光盘，像捏着一枚尚未引爆的雷，也是一粒种子。
　　营房铁门再次合上时，李砚回头，看见墙上新刷的字——“先学会对自己诚实，再谈改变世界”。他忽然明白，所谓“叛逆”不过是把刀，以前对准别人，如今被程晋逼着对准自己，一刀一刀，雕出还能认出的轮廓。大巴山的雾又升起来，哨声远去，却在他胸腔里长久回荡，像某种隐秘的心跳，提醒他：真正的改变不是被“管”出来，而是被“看见”之后，自己愿意往前走。